论《儒林外史》中沽名钓誉的士风

2019年6月6日 作者 admin

  鲁迅先生评价《儒林外史》为“秉持公心,指时弊,讥讽所向,尤在士林”②,士是该书的主描写对象。士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一个时代必不可少的构成。“士人的风气是士人的思想认识、价值判断、行为意向、行为方式等在形式上趋于相近的情形的一种总称,是人们衡量一个时期社会群体性的精神风尚,尤其是文化状态的重指标。”③《儒林外史》反映的是清中叶的社会现实,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士人形象,其中对附庸风雅之士的描绘,折射了清中叶沽名钓誉的士风。 
  一、附庸风雅的士人 
  《儒林外史》中描绘了许多附庸风雅的士人,杨执中与权勿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一个自命风流,一个装模作样,都没有真才实学,却故作风雅,充当名士。 
  (一)自命风流的杨执中 
  杨执中是一位以名士自居的假名士。杨执中在科考屡次失利后,产生了做高人雅士的幻想,希望通过充当名士来获得心理补偿。于是“袖口内藏了一卷书,随处坐着,拿出来看”;还到处高谈阔论,卖弄学问,自命风流,仿佛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可笑的是,他管理的盐店亏损了七百多两银子,最后惹上了牢狱之灾。他为了有贤人风范,还装出一副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的姿态。他在娄氏兄弟面前大肆渲染自己辞掉沐阳县儒学教官的往事,使科举失意的二娄对他钦佩不已。杨执中表面上看似淡泊名利,实际上内心向往着功名富贵。他屋中贴着“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看上去好像安贫乐道,旁边却同时贴着“捷报贵府老爷杨讳允,钦选应天府沐阳县入学正堂”的京报,表明他并非是一个真正不关心功名富贵的世外高人。他用尽各种手段充当高人名士,为的是谋取名利。 
  (二)装模作样的权勿用 
  权勿用是一位徒有虚名的庸俗之辈。当宦成受二娄之命去拜访他时,他故意模仿古代名士,“穿着一身白,头上戴着高百夏布孝帽”。娄氏兄弟想邀请他去府中做客,他却假模假式地以“热孝在身,不便出门”为由推辞,意在显示其遵守古礼古制,直到杨执中写信来催,他才决定“出山”,可见其故作姿态。他初到湖州时,一路上丑态百出,与他“绝世高人”的身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娄府的宴席上,他假装遵守礼制,说“居丧不饮酒”。杨执中说看见他鱼肉肴馔照吃不误,他连忙强行狡辩,说“葱、韭、蒝荽之类”的蔬菜才是居丧必戒的“五荤”,“酒是断不可饮的”,鱼肉等肴馔不算荤菜,吃了不算背礼,可见其哗众取宠,装模作样。他这位所谓的“名士”却最终因牵涉案件被差人押解回乡,可见其纯属徒有虚名之辈。 
  另外,蘧駪夫为扩大名声,请求马二在墨卷上附上自己的名字,并最终依附马二先生成为了“著名的”八股文选家;杜慎卿等“莫愁湖名士”矫揉造作,附庸风雅,上述士人的行为是士林中沽名钓誉之风的缩影。 
  二、沽名钓誉士风的形成原因 
  清朝为了笼络士人不仅实行了八股科举制度,还设置了孝廉方正科、博学鸿词科,推行荐举征辟。同时,在科举制度中,也有贡举、经明行修、优行等含有举荐因素的名目。由于以上制度对士人的品行缺乏有效的评估机制,导致所举荐的人,大都是沽名钓誉之辈,这种制度性的缺陷为假名士蒙混过关供了条件。例如,匡超人到了杭州后,受斗方名士的影响,以名士自居后,为追求名利逐步走向了堕落,最后蜕变成了一个忘恩负义之人,他竟然被温州学政“题了优行,贡入太学”,可见,这种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而这种缺陷无疑会诱发各类假名士的滋生。假名士们在利益的驱使下,纷纷故作风雅,沽名钓誉,沿着名士这条“捷径”追逐名利,他们或侥幸应诏为官,跻身上层社会;或攀附权门,充当幕客或帮闲,并从中获利。 
  另一方面,科举考试录取的名额有限是八股取士制度的一大特点,在这种特点下,绝大多数士人科场失利在所难免。无法走正常途径进入仕途者发现充当“名士”能名利双收。或是作为自己落榜的心理补偿,或是经不住巨大的利益诱惑,他们纷纷放弃道德操守,选择附庸风雅,充当名士,谋求名利。他们通过写斗方,刻诗集,结诗社等方式来博取虚名,以此作为沽名钓誉的资本和结交官场的“敲门砖”。第十二回,娄氏兄弟邀众“名士”聚会,表面上看,风雅之至,但仔细观察,却是十足的庸俗无聊,滑稽可笑。总之,科举制度缺乏有效的评估机制与录取名额有限是沽名钓誉士风形成的重原因。 
  三、沽名钓誉士风描写体现的思想价值 
  沽名钓誉的士风反映了士人追名逐利的心态,造成这一心态的根源在于人才选拔制度的缺陷。“假名士”是以沽名钓誉的方式来获名,通过欺世盗名的手段来谋利,其心态的本质是为了追名逐利。一开始,他们也是热衷于科考的士人,只因科场连连失利,苦苦挣扎,却始终无法通过正常的科考渠道进入仕途。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便转向对其他途径的探索。在投机心理的作用下,他们附庸风雅,充当名士,以此作为结交官场的捷径。对那些希望通过充当名士来获利的士人,当名士是为了名利双收,在利与义的矛盾中,利益的刺激阻挡不住内心的欲望,在利益诱惑面前,道德操守随时可以丢弃,因为对他们来说,道德品行相对实际利益而言,根本不值一。他们为了“名”、“利”逐渐丢失了士人应有的人格与气节,不断丧失了自我意识与社会责任感,追名逐利成为了他们人生的全部意义。被世人冠以“名士”头衔的杜慎卿,为了赢得风流倜傥的美名,便联合其他“名士”组织了一个所谓的“莫愁湖高会”,最后其美名“传遍了水西门,闹动了淮清桥”,达到了其扬名的目的;赵雪斋对“八股文”不在行,只好学几句诗,以此来充当名士,结交官场人物,谋取不正当利益,从中反映了士人追名逐利的心态,体现了作者对这一心态的批判。 
  结语 
  士人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一个时代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是特定时代社会与历史的投影。《儒林外史》中对附庸风雅士人的细致描绘,揭示了假名士们的生存现状与价值追求,折射了清中叶沽名钓誉的士风,抨击了他们追名逐利的心态,蕴含了丰富的思想价值,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的影响。(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注解 
  ①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5. 
  ②朱一玄.儒林外史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2,487. 
  ③殷琦.乾隆时期士风嬗变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9 
  参考文献 
  1李汉秋.儒林外史的文化意蕴M.河南大象出版社,29. 
  2秦川.《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批判J.重庆师院学报,1992(1) 
  3高卫红.从《儒林外史》看科举制度下的儒林群像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9(4) 
  4余冬林,王雅清.试析《儒林外史》中八股文人之心态J.新余高专学报,29(3) 
  5陈文新.《儒林外史》视野中的四类名士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