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作为前沿的网络小说《琅琊榜》与经典《基督山伯爵》谈“复仇者”形象

2019年6月6日 作者 admin

  一.前言 
  无论是作为当下前沿的网络小说(在某些观点里尚无和经典小说相并论的资格),还是作为经典存在的小说,在笔者个人观点看都是小说,都有其可供审美之处。而只是属于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怎么讲故事、个中情节的紧凑与张力、个中的人物则既是吸引读者又是打动读者的关键,特别是个中的人物。读者们读完一本又一本小说,不一定会去一一记忆所有的情节和文辞,但是一定会记住其中的人物。无论是主人物还是次人物,人物的形象、人物作为的典型性,以及在读者们很自然会去思维着归于某类中的特殊性,都是让读者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动因。因为,每一个人物的形象的饱满均源于不同的扎实基础的温床供。 
  作为古今中外小说文本里常常可见的复仇者形象,其中蕴含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既能为创作者们供讲好故事的素材,又能够在读者普适性、共识性的心理机制下产生对主人公能否实现复仇目标的阅读期待这样的预期效果。而林林种种的所有复仇者形象从叙事开始到叙事结束,无不是与伦理、法治、人性、道德、正义等人类发展至今的规定性的永恒命题相契合。 
  二.同异缘起与聚焦于形象的内外因 
  在众多文本中,之所以笔者专挑代表前沿文本的《琅琊榜》与代表经典的《基督山伯爵》做分析,首原因是二者的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二者给予笔者的鲜明感觉,同样也是打动笔者的正是那种相似契合的遥相呼应的感觉。因为两位主角都身处于统治阶级治下的有显在缺陷的语境中(政治黑暗,缺乏公正与公平),两位主角都是在重大的政治案件中因为恶势力的阴谋被打入第二环境,成为遭遇至悲惨境遇的受害者,靠着正规途径无法为自己洗清冤屈,只能在人生的最低点靠非常规的途径奋起反击,由受害者转换为复仇者,借助各种条件、支持力量的帮助,一步步按计划完成复仇,最后完成了符合天道、道义、法治公正的拨乱反正、平反昭雪。这种复仇的过程极富情节张力,这种复仇成功的刹那也为读者们供了意趣,直抵了心灵的审美价值。 
  而作为异,聚焦于形象,梅长苏在长长的篇幅中最多见的莫过于他“病体单薄,但容颜灵秀,气质清雅,精通音律,才冠绝伦”,以及“低眉浅笑,语声淡淡,没有人能看透他所思所想,他总是拥裘围炉,闪动着沉沉眸色算计险恶人心,他的脸色永远苍白如纸,不见丝毫鲜活气息,他的手指永远寒冷如冰,仿佛带着地狱的幽凉”。文中对于他在赤焰之案前蕴含健硕、青春、活力、野性的那份俊朗篇幅相对于前者则寥寥,一场惊天阴谋让梅长苏失去了健康的俊朗,在作者超现实的描写中他经历了地狱般的痛苦和地狱般的治疗过程,相貌、声音全变,十二年后只能以柔弱多病的俊朗形象开始他的复仇计划。 
  而唐泰斯,他最先呈现给读者的是健美高大、豪爽开朗、沉毅果敢的二十多岁的青年水手形象,这种形象的内质概括地说是单纯、善良、正义、毫无政治经验,这也决定了他会被觊觎其的恶势力轻易陷害,他在入狱后还期待司法的公正会帮助他洗脱罪名,但也是不断的失望导致的绝望让他彻底失落接近疯癫,但也在这个节点在狱友的教导下转化完成了来自谷底的逐步成长,逐渐转变为正义、冷静、冷酷的复仇者。相对于梅长苏,唐泰斯没有超现实的色彩,但却是现实主义的真实写照。 
  同样是十多年之长的时间段后作为成年人的复仇,梅长苏的变化因为其超现实的想象,原本的野性俊朗的青年少帅形象在部队被屠戮的事发现场因为一种虫子的噬咬而变的畸形(作者设计了另一位幸存者聂锋的形象就是参照),这种畸形为了适应复仇的需而不得不采取刮骨剥皮换血的过程而最后转换成上述文中的那种文弱苍白。这也是一种荒诞化的处理方式,作者就是将原本的形象在一个转换过程中揉碎、重塑,梅长苏毅然选择了规避以聂锋为例的那种结果,作者用怪诞来展示变异的相貌,变异本身就与读者内心的恐惧的心理机制紧密联系,但变异后的变异,也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梅长苏换了一种美,但这种美是种生命力极其虚弱的夕阳之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梅长苏对读者是又这样的预期效果的,而且虚弱状态下的逻辑必然的复仇时间限定(生命将尽,复仇时少)产生的是两个悬念1.梅长苏能否成功,2.他会怎么利用这么少的时间完成巨大的计划(作为外因的阻碍力量过于强大),极富叙事张力,一以贯之于全文,促成了读者巨大的好奇心理。 
  相比之下,小仲马笔下塑造的唐泰斯的转变是内外因作用下外貌、年龄与心理双重的现实主义平行发展,这种转变是英俊、单纯、善良、毫无涉世经验,“那青年二十来岁,细高挑的个头,长着一双漂亮的黑眼睛,一头乌黑的头发。他的神态显得沉毅而果敢,这是自幼就同艰险搏斗的人所具有的特质”到被打入第二环境时的万念俱灰后顽强地完成向成年的成长,单纯已经彻底消亡,这里也集中地体现了社会黑暗、监狱恶劣、神甫狱友的教化和他自我内心成长的内外因相作用的结果,“唐泰斯明白他被人看作危险的囚犯。于是,他把人心所蕴涵的温驯和谦卑都集中到眼神里,并力图打动来者的心灵,极为笃诚地申诉,这种合情入理的雄辩令在场的人身为诧异。”于是,“总监一直听完唐泰斯的陈述,转身对典狱长小声说道‘他会改恶从善的,从现在的情绪看,他会变得更为驯顺。瞧,他还有恐惧感,见到刺刀就退缩了,真是个疯子,面对什么也不会后退。关于这一点,我在夏朗东做过非常有趣的观察。’”,最后到贵族精神下的真正强大,“然而,人在极度痛苦中,往往像海上遭遇风暴一样,深渊就是巨浪的深谷,唐泰斯一想到这种死法太可耻,就立即退却,从悲观绝望忽悠转为求生求自由的强烈渴望。”
  作为外因,小说的情节发展是动态的,主角们的复仇计划开始后,他们面对的恶势力更加强大,梅长苏面对的是权势更盛的宁国侯谢玉、悬镜司首座夏江、夺嫡的誉王、太子、皇后、皇帝这样的一个统治阶级群体,唐泰斯则面对的是阴谋实现后又通过时势打造而更加强大的唐格拉尔、费尔南、维尔福。复仇的过程,作者们的处理是不同的,梅长苏在开篇中就直接进入复仇的情节,随着情节的逐渐展开,作者夹叙夹忆,不断制造悬念和冲突,节奏始终明快,又不断带领读者发现,戏剧性的手法既是一种向经典致敬又是适宜地对上下文地推进,如一次利用萧景睿的生日实现了一场有《雷雨》结局那样地巨大效果,生日如此重的人生时刻,让萧景睿原本的那个显赫的家因为阴谋地大白于天下和骨肉地相认而分崩离析,梅长苏也借萧景睿之手实现了对谢玉的复仇,间接为成功打击太子做好了逻辑上的准备,萧景睿这个角色亦因其身世的复杂性、情感地复杂性(父子之情和与梅的挚友之情)和《基》中的福尔南之子阿尔贝有着很大地相似性。 
  而唐泰斯这个形象的复仇过程是在其一系列成长后的内因的驱动下开始的,监狱的生活、神甫的教化让他在成功越狱后并不急着复仇,他是为了报恩,他在入狱的时候曾所在的“法老号”忠厚、勇敢而热情的船主为了其多方奔走,还帮助照顾唐泰斯老迈的父亲,当这位船主同时在唐泰斯越狱成功后因为破产而准备自杀,是唐泰斯帮助其偿还了所有债务,还赠予他女儿一份丰厚的嫁妆,重新让他拥有了一艘新的“法老号”。 
  作者之所以这么安排,是为了给唐泰斯的复仇又赋予了宗教层面的合理性、正义的色彩,“我已借天主之手报答了恩人,现在复仇之神授我以他的权力,命我去惩罚仇人。”唐泰斯既是自己的代表,又是天主的代表。 
  相对于唐泰斯,一直驱动梅长苏强忍病痛坚持的动力是“这是所有冤死的赤焰军将士、冤死的忠心为国的祁王殿下的期待”,他代表的既是自己,又是死去的同袍、战友、亲人、朋友,以及活着的幸存者的希望。换言之,梅长苏被赋予的是人情的色彩。同样的外因设定,唐泰斯的复仇行为的背后既有个人背负的道义,又有宗教信仰的诉求,梅长苏则是个人身背的道义色彩更浓烈。在笔者观点,这比梅、唐二人蜕变后的身份,以及身份背后他们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间隔中所收获的金钱、社会地位这样的必条件更重。十多年后,作为成年人的梅长苏是江湖第一大帮的宗主,知名度高,地位显赫,在舆论的帮助下成为作为外因存在的政治势力所争夺的人才。而唐泰斯成为追求金钱资本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因财力雄厚、有背景(舆论)的多方竞相巴结、笼络的又长久潜力的新贵,面对强大的外因,这都只是内因的外延,更重的还是他们作为成年人后的交织着种种的使命、责任,这也让他们因为这种高度而形象光彩照人。这种未成年到成年的过程,无论是对于梅长苏还是对于唐泰斯,两部小说都有一条明显存在的主线,即作为主角的复仇者的复仇过程,但也有另一条始终与这条明线并存的平行同步前进的暗线,这条暗线就是主角们的成长,作为内因的精神与灵魂的成长,这种的成长因为其特殊性而更具审美的价值,《琅》在夹叙夹忆中的忆里梅长苏作为少帅林殊的形象的作用让梅长苏的成长更有力度,《基》在一开始虽然到唐泰斯有“自幼就同艰险搏斗的人所具有的特质”,但是作者的这个到对下文很重,因为,与自然艰险搏斗的能力与经验并不能与社会、政治的经验等同而论,这样的开头让唐泰斯的成长更有意义。主角们的未成年向成年的成长也就显得动态化而栩栩如生。 
  三.对条件的深层次研究与基于前瞻的探讨 
  而两个人的成长中中西文化差异、社会生产关系差异下的语境的差异不可忽略,梅长苏这个复仇者的复仇力量中人力和人数的味道很浓,人的因素构成了其复仇行为的层层推进,也决定了其在最重的阶级影响变化,梅长苏的每一次复仇关键步骤的成功,都是人的因素在发挥作用。金钱与社会地位的作用在文中也存在,但是作者还是着重于体现人这个因素对梅长苏复仇的作用。相反,作者对金钱、权力这两者的使用更多体现在梅长苏的对手身上,但也就是这二者成为加速摧垮了外因的设定,最后反过来深度的反衬了人性与人心的重,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之句演绎到了极致。 
  而反观唐泰斯,作者则在资本主义语境下现实主义地凸显了金钱和权力的重,没有此二者,唐泰斯则无法获得向那三个人复仇的一切条件,唐泰斯复仇的整个过程,人的因素也是重的条件,但资本的作用永远是被作者设置于作用在人际关系之上的,如果没有金钱做先导,唐泰斯的新贵身份做基础,他对于代表其他副线的人的所为,以及在全部计划中对所有有助于他的相关人的调度则显得苍白无力、缺乏依据,这体现了西方作家创作更注重基于对资本关系的现实主义框架,中国文化的传统则更倾向于人以及与人有关的一切的框架的搭建。 
  最后,从人和资本的点,本文必须同到阶级,相对于唐泰斯更多依靠着财富和贵族精神的复仇,梅长苏复仇的最终成功靠的还是中国历史语境下的阶级皇权,没有投身于赋予作者的理想化想象的储君,他无法实现对夺嫡的誉王、太子、皇后等人的复仇,没有统治阶级里宗室与权臣的集体倒戈,他无法实现让当权的皇帝悔过与平反冤案的目的。作为他命运总结的全文结尾,他的一番叙述无不是为了储君的统治地位考虑。阶级特性推动了复仇,复仇也照应了复仇者无论是复仇还是基于亲情与友情都无法摆脱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另一重本质。立足于作为前沿文学的《琅琊榜》,中国作家的中华文化的书写和想象的源泉还尚不能离沉淀于中国几千年历史、文明中的统治阶级与奴性,这是笔者的观点。 
  在两部小说的结尾,相对于唐泰斯和海黛扬帆于大海的浪漫主义结局,梅长苏的俊美、苍白、虚弱的形象不可避免地走向为统治阶级尽忠的结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思维的惯性决定了作者最后的落笔也不能脱离固有的窠臼,他面临抉择唯有尽忠,死而后已,却无法顾及作为人类永恒命题的爱情。中华文化语境的习惯也决定了前者作为结局的张力更大于后者。再反观唐泰斯,他在所有复仇计划实现后,当恶势力被严惩,他和海黛的爱情成为了作者的收笔,西方文化语境下,这种结局在浪漫主义文风里则显是合情合理、合乎逻辑的最好选择。 
  在笔者可以搜集到的最近的《214年度文艺学前沿问题研究报告》中,陈晓明则认为,在生活方式多元化的今天,没有理由对作家之于生活的书写进行类型上的规定,乡土和底层叙事并不是评价一部文学作品优劣的唯一标准。更重的是,作家如何保持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并在对生活的体验中审察人心。贺绍俊出,文学最根本的功用在于以“真善美”抚慰人的心灵,带给人们面对生活的积极态度。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审丑观的引进,使一些作家在创作上走向偏狭,甚至出现反美学的倾向。对此,文学批评必须坚持以“真善美”的价值标准予以辨别。蒋承勇指出,9年代以来,一些作家以及网络写手热衷于文字游戏;文学的娱乐功能是合理的存在,但不能将读者带入平庸的、纯感官的、虚无主义的阅读趣味当中去。文学创作以理性为基础,坚持人文精神,在“游戏”中引导人追求生命的意义与理想,承担时代责任,体现“人类的良知”。 
  由此观,以经典《基督山伯爵》为参照,《琅琊榜》里可以窥见对现实的一些投射,对历史的投射而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可以窥见一种对传统的观照甚至延承,这可以说是一种乐观。(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魏洪丘《复仇复仇话语的内在构成》 现代文学 
  2南帆《五种形象》 复旦大学出版社27年12月1版 ISBN97873955825 
  3吴子林 陈浩文《反思·超越·创新——214年度文艺学前沿问题研究报告》,文艺争鸣4期(215/4) 
  4南帆《论当代小说中的傻瓜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14年8期